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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智能體的合規性近期引發業內新一輪熱議。2025年11月，Amazon針對人工智能初創公司Perplexity AI提起訴訟，指控其通過旗下AI瀏覽器工具Comet的“代理購物”功能非法訪問Amazon系統。我國國內亦有智能體產品引發類似法律和倫理爭議。

盡管相關爭議于近期集中爆發，但其背后的商業探索與合規爭議并非新議題。以Perplexity AI與Amazon的紛爭為例，雙方摩擦在2024年已初現端倪。同時據我們觀察，業內頭部企業亦早已開始就智能體業務的開拓進行合規布局。隨著技術能力的突破及應用場景的擴展，相信圍繞智能體的博弈將縱深演進，并持續成為產業與監管關注的焦點。

圍繞AI智能體的爭議，涉及用戶、智能體提供者、既有平臺與監管部門等多方主體。當前矛盾的焦點集中于新興智能體與既有平臺之間，核心是對用戶流量、數據流轉及商業生態主導權的博弈。

• 于智能體提供者而言：其跨平臺的業務服務能力，意味著有可能成為下一代流量入口。智能體不僅蘊含無限的數據積累潛力，更能通過深入垂直的應用場景，深遠影響用戶行為。

• 于平臺提供者而言：智能體的發展正對其既有商業邏輯產生結構性沖擊。當智能體代勞用戶完成“搜索-決策-執行”的全鏈路操作時，平臺原有的流量留存機制、廣告分發邏輯及推薦算法可能會被繞行與屏蔽。第三方智能體嘗試進入平臺原本閉環經營的“自治領地”，并挑戰平臺對既有生態規則的掌控力。

我們理解，這種博弈是技術變革對既往商業模式的深度擠壓，并最終傳導至法律層面，觸發規則重塑。

基于社會需求的內生驅動與監管政策的外部導向，AI智能體正展現出廣闊的應用前景與增長空間。

從內生社會需求來看，智能體順應了提升個體生活體驗與優化運行效能的趨勢。

• 在個人消費領域，智能體通過跨平臺的信息聚合與執行能力，能夠協助用戶完成從日程規劃、比價調研到交易下單的全鏈路操作，實現時間成本的節約與消費體驗的個性化升級。

  
  

• 在生產力工具領域，智能體可提供高效率的信息處理與決策輔助，并顯著優化協作流程，契合社會對生產力躍遷的需求。

從外部監管環境來看，國家政策對智能體持鼓勵態度，且其運行邏輯與現行法律框架并無根本沖突。

• 政策驅動導向：2025年8月，國務院發布《國務院關于深入實施“人工智能+”行動的意見》，明確提出“新一代智能終端、智能體等應用普及率到2027年超70%、到2030年超90%”的總體要求。在國家積極推動“數據要素×”與人工智能高質量發展的背景下，智能體作為促進數據流轉與利用的重要載體，其發展具備明確的政策支撐。

  
  

• 法律價值底色：盡管智能體的深度應用可能對現行法律框架帶來新挑戰，但現行立法并未直接否定智能體的發展空間。其正向價值體現在：

• 輔助用戶自主決策：智能體通過信息整合與方案優選，可以緩解用戶的信息不對稱問題，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實現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下的知情權與自主選擇權。

  
  

• 優化市場競爭格局：智能體通過跨平臺的服務整合，可以降低用戶的搜索與遷移成本，有助于緩解單一平臺的鎖定效應，契合競爭法的市場開放導向。

  
  

• 提升交易制度效率：智能體有助于降低交易撮合成本、提升市場運行效率，符合電子商務法等立法的意旨。

（一）代理擬制：以“用戶授權”作為主要法理支點

在跨平臺資源整合與功能協同的語境下，用戶授權是智能體獲取操作權限、跨越商業主體間準入壁壘的核心合規路徑。智能體提供者通過取得用戶授權，擬制形成數字空間中的“代理”關系，將自身活動作為用戶操作行為的延伸，進而行使用戶原有的平臺訪問與交易權限。這亦是當前智能體行業實踐中的主流路徑。

（二）范式革新：傳統授權模式的失靈與優化探索

理想的授權體系建立在“充分知情—明確表示—精準執行”的線性邏輯之上。然而，智能體的高度自主性與決策動態性，使這一傳統模式在多個維度面臨失靈：

• 知情環節：信息揭示的局限與認知鴻溝。事前授權以用戶對行為邏輯的充分理解為前提。但智能體的數據處理和技術交互高度復雜，其行為路徑隨具體情境動態生成，疊加算法黑箱和商業秘密的披露限制，通過有限的靜態文本難以窮盡揭示其行為邏輯與潛在風險，使用戶授權時面臨實質性的認知壁壘。

  
  

• 定義環節：授權精度與功能彈性的失衡。過于精細的授權雖能防范越權，但可能會限制系統功能延展與新場景適配，難以適應智能體產品高頻迭代的現實節奏；而過于模糊的表述雖可保障功能彈性，卻易陷入“一攬子授權”的合規泥潭，削弱授權的有效性。

  
  

• 執行環節：意圖轉化失真與操作權限越界。即便授權在形式上成立，其在智能體實際運行中的持續可控性亦面臨挑戰。

  
  

• 一方面，受限于自然語言的模糊性，智能體在將“用戶表達意圖”轉化為“機器自動執行”的過程中，可能因語義理解偏差導致意圖扭曲，疊加其自主決策屬性，容易造成最終行為結果與用戶初衷的背離。

  
  

• 另一方面，智能體難以嚴格遵循“最小必要”原則，例如在讀屏識別或跨平臺接口調用時，容易觸達授權范圍外的敏感信息或第三方主體數據，造成數據獲取的越界與超限。

面對前述結構性挑戰，傳統的靜態合規已略顯捉襟見肘。我們理解，智能體的合規邏輯應從“書面的程序正義”向“實質的用戶主位”演進。以下試提出幾點優化思路，供各位同仁參考：

• 從“晦澀告知”轉向“效果呈現”：突破晦澀的技術細節表述，側重以用戶側的服務體驗展示行為邏輯，重點解釋操作對用戶權益的實質影響。

• 引入“確認與澄清”機制：為彌合自然語言的歧義風險，允許用戶重述意圖、預覽行為與審核執行軌跡，確保智能體的行為邏輯始終處于用戶預期與可見范圍內。

  
  

• 分類分級的風險把控：基于場景風險建立差異化合規機制。例如：

  
  

• 數據訪問分級：針對賬戶密碼、財務金融、醫療健康、私密生活數據等高敏感數據，建立更為嚴格的訪問權限管理與脫敏策略。

  
  

• 操作節點分級：區分低風險自動執行場景與高風險二次確認場景。對于諸如合同締結、資產處置（如支付轉賬）、敏感數據刪除、對外通信、物理設備解鎖（如智能門鎖）等高風險環節，應堅持人工介入與確認，而非完全交由模型自主決策。

• 即時干預能力的落地：確保用戶具備操作層面的實時監督與即時糾偏能力，如設置一鍵暫停或即時撤回機制，從技術底層保障智能體行為的可控性。

（三）歸位約束：“用戶授權”并非“法外特權”擋箭牌

即便具備合法的授權基礎，智能體的運行邊界仍受到多重法律框架的實質約束。用戶授權僅能實現權限的“平移”，而非權利的創設或濫用，其邊界包括以下維度：

• 用戶自身權限的法定邊界：智能體的運行以用戶授權為支點，其操作空間自然受限于用戶本人的權限邊界。例如：

• 個人信息轉移限制：其權利行使范圍限于“本人同意提供的或基于合同收集的個人信息”（通常不含平臺的衍生數據或深度加工數據），亦不得損害他人合法權益（如社交關系中的他人隱私）。

• 平臺操作權限約束：智能體作為用戶代理，仍需合理遵循目標平臺的用戶協議與平臺規則。若其行為邏輯實質性違背了用戶與平臺達成的合意，則可能構成權限濫用。

• 復合行為項的多維合規約束：當用戶指令與智能體自動執行合流時，其行為將面臨從法律規則到商業倫理的全方位檢視。例如：

• 刑事犯罪紅線：若違反國家規定，通過規避、突破技術保護措施等手段，非法獲取計算機信息系統數據或對其實施非法控制，情節嚴重的，可能觸及“非法獲取計算機信息系統數據、非法控制計算機信息系統罪”。

• 網絡數據安全：不得從事非法侵入他人網絡、干擾他人網絡正常功能、竊取或以其他非法方式獲取數據等危害網絡安全和數據安全的活動，不得提供專門用于從事前述活動的程序、工具，否則可能違反網絡安全法、數據安全法。

  
  

• 市場競爭秩序：不得妨礙、破壞其他經營者合法提供的網絡產品或服務正常運行，應避免違反誠實信用原則與基本商業道德，否則可能構成不正當競爭。

  
  

（一）異化隱憂：從“用戶工具”到“結構性權力”演變

智能體的發展軌跡，正表現出從“支持工具”向“決策中樞”躍遷的趨勢。隨著其對數字化生活的深度滲透，這種新型代理機制在未來發展壯大后，可能演化為一種新型的“結構性權力”，進而引發深層次的法律與倫理挑戰。

1.個體意志層面的隱性異化：從“純粹代理”向“意志干預”轉化

雖然智能體在發展初期表現為忠實履行指令的代理，但隨著其對用戶偏好掌握的加深，未來需警惕其在“用戶主位”表象下，利用算法優勢對個體意志產生隱性負面影響。

• 全景用戶畫像與數字監控：智能體具備串聯“APP數據孤島”的天然能力。在為用戶提供便利的同時，也會形成用戶的全景精準畫像，使個體透明化甚至陷入全時空的數字監控，為用戶個人信息與隱私保護帶來嚴峻挑戰。

  
  

• 隱性差別待遇與算法歧視：基于對用戶的深度透析及模型內置的偏好，智能體可能在決策建議、服務配給或信用評估等方面對用戶實施隱性差別待遇，將算法歧視潛伏于代理行為之中。

  
  

• 利益背離導致的誘導與操縱：需防范智能體背離代理人的忠實義務，轉而追求自身提供者的商業目標。例如，通過話術誘導或信息投喂，引導用戶進行非必要的消費或訂閱，導致代理行為實質性偏離用戶的真實初衷。

  
  

• 信息繭房加固與自主性削弱：若長期過度依賴智能體進行決策，用戶可能因算法過濾而陷入更深層次的信息封閉。當用戶感知的世界與邏輯高度受限于智能體的篩選時，個體的自主思考能力與獨立決策空間可能面臨退化與壓縮。

2.市場結構層面的潛在沖擊：從“中立代理”到“新型中樞權力”更迭

當智能體占據流量與數據后，可能從單純的中間人演變為新的市場權力。

• 自我優待與流量分配失序：掌握入口地位的智能體可能基于自身利益實施自我優待，通過技術手段攔截流量或對特定上下游企業實施歧視性排擠，破壞公平競爭的市場秩序。

  
  

• 規則滲透與議價空間擠壓：智能體可能利用其作為交易中介的樞紐地位，對供應鏈和交易規則施加隱性影響（如隱蔽抽成），實質性擠壓上游商家與目標平臺的議價空間，影響商業合作的公平基礎。

  
  

• 新型數據壁壘與資源壟斷：隨著智能體成為全網數據的控制中樞，可能形成比傳統平臺更難突破的數據壁壘，造成數據資源的二次高度集中。

（二）未雨綢繆：技術演進需堅守合規紅線與倫理關懷

智能體的崛起，不僅預示著技術飛躍，更標志著個人生活、商業生態與社會互動正被全方位重塑。隨之而來的，是一系列新的法律問題與合規挑戰。盡管當前的法律邊界尚在探索之中，但歷史經驗告訴我們，當技術的觸角延展至用戶意志與公共秩序的紅線時，有力的監管規制從不會缺席。

企業的實質合規能力不僅是對抗風險的盾牌，更是智能體在市場競爭中穩健發展、獲取長期信賴的底層根基。真正的長青產品，應在設計之初就建立起法律合規與科技倫理的雙重審視機制，將對用戶權益保護、市場公平競爭、社會良性發展的考量預先嵌入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