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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檢察院（“最高檢”）近日發布了工傷認定和工傷保險類行政檢查監督典型案例（“典型案例”），涉及工傷認定標準、工傷保險先行支付制度、對用人單位不配合提供材料的處理、關聯民事糾紛的解決、政府或企業救助金的引入等當前工傷領域中備受關注的問題和挑戰。在這些案例中，檢察機關的介入使得立法精神得到更全面的把握、惠民政策得以落實、糾紛的實質性化解受到保障，如最高檢第七監察廳負責人在就典型案例答記者問中所提到，面對勞動者工傷認定難的現狀，檢察機關將進一步發揮司法監督的職能，秉承“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義”的理念，視個案需要綜合采取多種方式維護勞動者合法權益，力圖將爭議實質性化解。典型案例中一則有關視同工傷情形中死亡時間判定的案例，因極具代表性和啟發性，引起了筆者的特別關注，該案例中職工從經醫療機構初次診斷到被宣告死亡之間已超過48小時，而法院最終將該情形認定為《工傷保險條例》（“《條例》”）第十五條第一項規定的視同工傷情形，原因是法院在判定死亡時間時采用了“腦死亡”而非醫療機構所采用的“心肺死亡”標準。

《條例》第十五條規定：“職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視同工傷：（一）在工作時間和工作崗位，突發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時之內經搶救無效死亡的……”，該條款是關于職工身故的視同工傷認定規則，含有兩要件：（1）職工突發疾病的時間和地點為在工作時間及工作崗位上；（2）發生職工突發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時內經搶救無效死亡的結果。通常表現為三種情形：（1）職工在工作時間和工作崗位突發疾病死亡；（2）職工在工作時間和工作崗位突發疾病，且情況緊急，直接送醫療機構搶救并在48小時內死亡；（3）職工在工作時間和工作崗位突發疾病，且情況緊急，經醫療機構當場搶救后在48小時內死亡。盡管在后兩種情形中，48小時的時限限制使得死亡時間的認定至關重要，但有賴于醫療機構作出的專業判斷，這通常不會成為行政和司法程序中的爭議焦點。

然而，隨著 “腦死亡”成為醫學領域對死亡標準的新看法，在法律對死亡標準亦無明確規定的情況下，就產生了該典型案例所面臨的問題，即，當根據不同的死亡標準，死亡時間或落在48小時內，或落在48小時外，從而直接影響工傷認定的結果時，權威機構應當采取何種標準？

通過公開檢索案例，筆者發現已有不止一個高院對該問題闡明過態度。在這些案例中，有時不同層級的法院存在相左甚至截然相反的觀點，筆者對此進行了梳理和分析，供廣大企業和勞動者了解裁審口徑的整體趨勢及不同口徑背后的法理。

一、類案案情概述

該類案件中，職工在工作時間、工作崗位上突發疾病的事實不存在爭議。在經醫療機構初次診斷后的48小時內，職工出現自主呼吸喪失、生理病理反射喪失等癥狀，趨于或符合“腦死亡”標準。但在現代醫療技術足以維持“腦死亡”患者生命體征的情況下，職工家屬不愿意放棄搶救，而是選擇依靠儀器和技術手段維持一段時間的生命體征，之后才因財力不支或其他原因放棄治療并由醫療機構宣告死亡，此時距離醫療機構初次診斷時間已超過48小時。

二、拒絕采用“腦死亡”標準的裁判觀點

持該觀點的法院通常認為應以醫療機構載明的死亡時間為準，至于醫療機構采用何種死亡標準，不屬于法院的考量范圍。而目前我國醫療機構普遍尚未采用“腦死亡”作為臨床上宣告死亡的標準，因此持該觀點的法院實際上拒絕了采用“腦死亡”標準判定死亡時間。

例如，在(2018)桂行申413號案件（即文首提到的有關視同工傷情形中死亡時間判定的典型案例）的二審程序中，百色市中級人民法院認為：“死者梁某于2016年9月29日22時送入田林縣人民醫院搶救，到2016年10月9日死亡，根據百色市人民醫院出具的‘病程記錄’、‘居民死亡醫學證明（推斷）書’顯示，梁某的死亡時間為2016年10月9日14時35分，距離其住院搶救的時間2016年9月29日22時，已超過視同認定工傷的48小時的期限，根據我國《工傷保險條例》第十五條第一款規定：‘在工作時間和工作崗位突發疾病死亡或者48小時之內經搶救無效死亡的，視同工傷。’的規定，不能視同工傷。”但是，該觀點最終未被廣西壯族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認可。

又如，在(2019)豫行再154號案件的二審程序中，河南省鶴壁市中級人民法院認為：“關于死亡的判斷標準，我國相關法律法規中并無明確規定，但《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總則》第十五條“自然人的出生時間和死亡時間，以出生證明、死亡證明記載的時間為準”的規定，將自然人死亡時間的判斷權交給了專業醫療機構，即以醫療機構出具的死亡證明記載的時間，為自然人的死亡時間。因此，無論法院還是工傷認定主管機關，都應尊重專業醫療機構的判斷。本案中，《居民死亡醫學證明（推斷）書》上記載王松燕的死亡日期為‘2017年7月3日9時20分’，可見，鶴壁市人民醫院作為專業醫療機構，在‘腦死亡’和‘宣布臨床死亡’兩個標準、兩個時間中，采用了后者作為最終判斷。因此，王松燕的死亡時間為2017年7月3日9時20分，此時距2017年6月27日16時40分發病已超出48小時，不符合《工傷保險條例》第十五條第一款第（一）項的規定，不應視同工傷。”但是，該觀點最終未被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認可。

三、接受“腦死亡”標準的裁判觀點

持該觀點的法院通常在判決理由中有更詳細的觀點闡述，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幾類考量。

考量1 在法律未有明確規定的情況下，應作出對勞動者有利的解釋。既然法律目前沒有對死亡標準作出明確規定，在面臨兩種標準帶來的截然不同的結果時，應當遵循我國勞動法律領域對勞動者的傾斜保護原則，采納對勞動者有利即“腦死亡”的標準。例如以下幾個案件中的裁判觀點：

在(2018)桂行申413號案件的一審程序中，百色市右江區人民法院認為：“對于死亡的概念，我國并沒有出臺相關認定標準，《工傷保險條例》的立法本意在于保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死亡標準在沒有明確法律規定的情況下，應作出對勞動者有利的司法解釋。梁某2016年9月29日22時送到田林縣人民醫院時呼吸已為0，并診斷為腦干出血。從2016年9月29日突發疾病送到醫院至10月9日死亡，由于一直缺乏自主呼吸，均靠呼吸機輔助呼吸來繼續維持呼吸和心跳，是一種機械性的被動呼吸和心跳。如果簡單地以梁某經搶救后在48小時之后死亡為由不認定其為工傷，有違立法目的和立法精神及公平原則，不利于保障勞動者的合法權益，認定為工傷或者視同工傷更能體現保險立法對勞動者權益的保護。”

該案經二審進入再審程序后，廣西壯族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原本支持百色市中級人民法院的觀點并駁回了死者家屬的再審申請，但其后經檢察院提請抗訴，廣西壯族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最終轉而采納了檢察院的相反意見，其中的核心觀點便是：“梁某某在發病當日已被某縣人民醫院診斷為腦干出血、呼吸停止，在病發約17個小時后轉入某市人民醫院搶救，但自主呼吸喪失，始終需要依靠設備給予呼吸、循環生命支持，且經持續搶救10余天無法好轉，并在拔掉呼吸機5分鐘后即被宣告死亡，在法律對死亡認定標準沒有明確規定情況下，本案應從有利于保護職工的立場予以解釋，認定梁某某視同工傷。”

在(2019)豫行再154號案件中，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認為：“《工傷保險條例》的立法目的就是保障職工權益、分散用人單位的工傷風險，重點在于保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當法律、法規、技術規范對相關標準沒有規定或者規定不明確時，為保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應作出對勞動者有利的解釋……本案中，2017年6月27日入院當天，王松燕經搶救無效即處于腦死亡狀態。2017年7月3日，王松燕呼吸、心跳停止，心肺死亡。考慮到全腦死亡后，即使心跳尚存，但腦復蘇已不可能，個體死亡已不可避免，在法律、法規、技術規范對死亡標準沒有明確規定的情況下，為了充分保護王松燕作為勞動者的合法權益，基于上述行政法規規定和分析，應作出對王松燕有利的解釋，即本案的死亡標準應采用“腦死亡”，王松燕的死亡時間為2017年6月27日即入院當天。”

在(2019)遼行申1150號案件的一審程序中，沈陽市鐵西區人民法院認為：“首先，從法律原則及立法本意出發，《工傷保險條例》旨在保障勞動者在工作中因傷、因病造成權益損害之時，能夠獲得醫療救治和經濟補償。所以在判斷是否能夠認定工傷之時，應當從如何促進本法的實施及有效保護勞動者合法權益的角度進行綜合評判。現行工傷認定相關法律、法規并未對確定死亡時間的狀態及標準進行嚴格規定，同時也未作禁止性規定。因此，不應單純的適用《居民死亡醫學證明（推斷）書》中死亡時間進行判斷。其次，根據中國醫科大學附屬第四醫院門（急）診病歷顯示2017年10月9日9點15分診斷，李虹已屬猝死，且在轉入ICU病房后，又于10月11日早8點05分，病情危重，持續呼吸機輔助通氣，血壓依靠大劑量血管活性藥物維持，無自主呼吸，趨于腦死亡狀態，僅依靠呼吸機輔助呼吸和藥物治療才致使搶救時間超過48小時。故針對本案李虹搶救時間的認定，應當作出對勞動者有利的解釋。對于李虹這種特殊狀態的出現，應當認定屬于《工傷保險條例》第十五條第一款（一）項規定的視同工傷的情形。”該案的判決結果在二審、再審程序中均被維持。

考量2 法律應當弘揚積極向善的道德價值取向，若拒絕采用“腦死亡”標準，相當于逼迫職工家屬陷入“要命”和“要錢”二選一的人倫困境，既違背了積極搶救生命的基本道德，也違背了《條例》第一條所規定的保障工作遭受事故傷害或者患職業病的職工獲得救治和經濟補償的立法精神。例如以下幾個案件中的裁判觀點：

在(2020)吉行申47號案件中，吉林省高級人民法院認為：“隨著科技的發展，在自主呼吸、生理病理反射等已經喪失的情況下，憑借相關醫療設備和技術手段在較長時間內維持已經喪失救治希望的重癥患者的主要生命體征已成為現實。根據通化市中心醫院病歷及臨床醫生出庭證明，藺晶住院時腦干已經大量出血，生命具有不可逆的特征，實際上已經喪失救治希望，2017年11月15日09：20的病歷記載更確定了生命已經無法挽回的事實，藺晶家屬基于親情及道義，堅持對她進行搶救，符合社會道德的價值取向。如果要求患者家屬在初次診斷后48小時內放棄繼續搶救治療，否則將承擔由于最終死亡時間超過48小時而不能視同工傷的不利后果，既違背了積極搶救生命的基本道德，也違背了《工傷保險條例》第一條所規定的保障工作遭受事故傷害或者患職業病的職工獲得救治和經濟補償的立法精神。”

該案的一審、二審法院亦陳述了相似的判決理由，其中吉林省通化縣人民法院認為：“面對突如其來的生死離別，任何人都不可能馬上選擇放棄治療，只要有一線希望，都會抱著僥幸心理選擇嘗試積極搶救……法不僅僅是懲惡揚善，還應是引領社會進步的風向標，它通過個案給人們提供正確的行為范例。在藺晶生命無可挽回的情況下，其家屬仍選擇積極搶救，本身是無可非議的，但客觀上不得不面對“義”與“利”的取舍，積極搶救延續生命就可能得不到工傷保險救濟，但放棄搶救很可能得到工傷保險補償，然而有誰能僅僅為了獲得工傷保險待遇，就馬上放棄搶救一條生命呢？這顯然與人情道理、社會道德和法律原則相悖。” 吉林省通化市中級人民法院認為：“藺晶家屬基于親情及道義，堅持對她進行搶救，符合社會道德的價值取向。在危難情況下對親人的不離不棄和最后堅守，應當是社會道德的基本內容，若因此而承擔不利的嚴重后果，將影響家庭、社會的道德建設及社會價值的正當取向，不利于弘揚人心向善、家庭慈愛的風尚和公序良俗的形成。”

在(2019)遼行申1150號案件中，遼寧省高級人民法院維持一審、二審判決，認為：“48小時一般是以醫療機構的初次診斷為起算點，以醫療機構出具的死亡證明作為死亡時間的依據。但隨著科技的發展，在自主呼吸、生理病理反射等已經喪失的情況下，憑借相關醫療設備和技術手段在較長時間內維持已經基本喪失救治希望的重癥患者的主要生命體征已成現實。要求患者家屬在初次診斷后48小時內放棄繼續搶救治療，否則將承擔由于最終死亡時間超過48小時期限而不能被視同工傷的不利后果，既違背了家屬親人希望積極搶救親人生命的倫理道德，也不符合《工傷保險條例》第十五條第一款第（一）項的立法原意。因此，在認定職工的死亡時間是否超過48小時時，還應結合職工搶救的病歷、治療記錄和病情等綜合認定。” 

考量3 “腦死亡”后尚可通過技術手段維持生命體征是近年來醫療水平提高的結果，法律固有的滯后性決定了相關法律制定時客觀上無法將“腦死亡”納入考量，這就要求法官在適用法律時運用自由裁量權對法律作出符合社會現狀的解釋，使其能夠應對不斷變化的社會形勢。例如上述(2020)吉行申47號案件中，吉林省通化縣人民法院在一審程序中的裁判觀點：

“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醫療水平顯著提高……法律規則誕生于過去，是在一定歷史條件下制定的，但是隨著時代的變遷以及法律規則制定者本身的局限，再科學的法律規則都會時過境遷。而法律原則的模糊性、平衡性賦予法官自由裁量權，可以彌補法律規則的缺欠，并根據社會的現狀、立法的目的干預具體法律規范之適用，以使其能夠應對現時不斷變化的社會形勢，維護和弘揚社會公平與正義，引領社會道德的價值取向，厚積社會正能量。”

考量4：不應機械理解“在48小時內經搶救無效死亡”的規定，“搶救”是指在緊急危險的情況下，由醫療機構的專業醫護人員實施的以挽救人的生命為目的的專業性診療活動，而“腦死亡”后采取的維持生命體征的措施實際上并不能使患者病情有任何積極的變化，因此這些措施從某種程度上說并不符合“搶救”的定義，患者經搶救死亡的事實仍發生在48小時以內。例如上述(2020)吉行申47號案件中，吉林省通化市中級人民法院在二審程序中的裁判觀點：

“對‘在48小時內經搶救無效死亡’不能作機械理解，應結合實際情況權衡道德和價值取向合理認定。首先，藺晶的醫院搶救病歷證明，其入院時已處于深度昏迷狀態，對光反射消失，經醫院病情評估為:病情危重，隨時生命危險。‘搶救’按文義解釋，是指在緊急危險的情況下，由醫療機構的專業醫護人員實施的以挽救人的生命為目的的專業性診療活動。藺晶雖在親屬的堅持下，由醫院作搶救努力，但直至被宣告死亡，藺晶的病情沒有任何變化跡象，藺晶雖被實施了搶救行為，但是該搶救措施并沒有對藺晶的病情有任何向好的幫助，并沒有改變使藺晶脫離生命危險的狀態，該狀態發生在48小時之內。”

四、裁審口徑趨勢

不難發現，上文列舉的案例不論是否在審理過程中出現過兩種對立的觀點，最終高級法院均一致采納了以“腦死亡”作為死亡標準的觀點，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目前司法實踐的趨勢：在適用《條例》第十五條第一項“突發疾病在48小時內經搶救無效死亡”的規定時，死亡時間的判定上如果涉及“腦死亡”和“心肺死亡（即臨床宣告死亡）”對應不同時間的，應以“腦死亡”時間為準。主要的考量在于法律規定不明確時應作出對勞動者有利的解釋、避免制造道德困境、修繕法律的滯后性、腦死亡后的醫療措施并不符合搶救的定義等。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腦死亡”標準的認定和適用在我國醫學領域尚有爭議，而法院在裁審過程中究竟能對法律、尤其是勞動領域法律法規作何種程度的靈活解釋亦有爭議，因此盡管從案例中能夠看到一定趨勢的形成，該類型案件還將在一段時間內面臨觀點的碰撞和沖突。此過程中更需要檢查機關發揮司法監督作用以全面把握立法精神，文首提到的有關視同工傷情形中死亡時間判定的典型案例便是一個突出的體現：人民檢察院通過提出抗訴對原本已被裁定駁回再審申請的案件予以監督糾正，最終扭轉了判決結果，維護了個案中勞動者的合法權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