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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徐沛欣案中，破產呈請人Fruitful?Worldwide?Limited尋求對債務人徐沛欣先生發出破產令，涉及約2,890萬港元的債務。該債務源于徐先生為一份2017年5月17日簽署的投資協議提供的個人擔保。該協議由呈請人、喜昌環球有限公司及Bison?Capital?Financial?Holdings?Limited簽訂。后因喜昌環球未按約支付2020年應付股息，呈請人于2020年11月發出法定償債書，并于四年后向債務人徐先生提出破產申請。

債務人提出兩點主要抗辯：(1)擔保合同載有仲裁條款，規定爭議須依香港國際仲裁中心規則仲裁解決；(2)其稱債務存在實質性抗辯，理由是整體投資安排違反內地監管法律，因而在香港屬違反公共政策的不可執行協議。

申請提出后，債務人表示希望仲裁，并最終于2025年6月啟動仲裁程序。申請人主張此舉僅為拖延且缺乏真誠意圖。惟夏利士法官于2025年11月27日駁回破產申請，并命令申請人承擔債務人的訟費。

夏利士法官重申了香港終審法院在Re?Guy?Lam?v?Lam?Kwok?Hung (2023)?26?HKCFAR?119及其后Simplicity?&?Vogue?Retailing?(HK)?Co?Ltd? [2024]?2?HKLRD?1064確立的原則，即當債務源自含有仲裁條款的合同時，法院須在兩種政策目標間取得平衡——尊重當事人依據仲裁協議行使的自治權；以及維護破產法所體現的公共利益。是否應中止或駁回破產程序，取決于多重因素的綜合評估，其中債務人是否具有“真誠仲裁意圖”是一個重要但非決定性的考量。

夏利士法官沿襲其在Re?Southwest?Pacific?Bauxite?(HK)?Ltd?[2018]?2?HKLRD?449(俗稱 Lasmos 案)中的理念，重申只要雙方合意仲裁，仲裁政策即告生效，而非以正式啟動仲裁為必要條件。他進一步指出，展示“真誠仲裁意圖”的最直接方式固然是送達仲裁通知，但這并非唯一標準。債務人亦可通過及時致函債權人，明確爭議債務并邀請對方進入仲裁程序來證明誠意，尤其在債權人本即為自然上的主張方時，此舉尤具說服力。

夏利士法官亦澄清，仲裁條款的效力并不會因破產申請的提出而消滅。若債務人提交了反對通知并附帶合理的仲裁建議，已可視作具真誠意圖。其表達越早、立場越一致，法院越有理由拒絕行使破產管轄權。

在本案中，債務人律師在提交反對通知約六個月后才提出仲裁建議，確使申請人得以質疑其動機。但鑒于其隨后實質啟動仲裁及態度一貫，法院仍認定其意圖真誠。判決并記錄，債務人律師于反對通知后曾致函債權人提議仲裁，雙方曾就“由誰先啟動仲裁”進行通信往來，而此細節強化了法院認為行為誠實可信的結論。

在實體層面上，夏利士法官否定了債務人關于“內地違法”導致合同無效的主張。他回顧了Foster?v?Driscoll[1929]?1?KB?470、Regazzoni?v?KC?Sethia [1958]?AC?301及Ryder?Industries?v?Chan?Shui?Woo (2015)?18?HKCFAR?544等判例確立的原則：僅當合同雙方均意圖實施在他國屬違法的行為時，受香港法管轄的合同才會因外國違法而無效。債務人并未證明其在合同訂立時知悉相關安排違反內地法律，其主張被視為事后構造且論據薄弱。唯一具非輕率性質的抗辯是基于海通前任總經理的口頭保證，聲稱擔保不會被執行，主張由此形成禁止反言的抗辯。

評述與啟示

本案在香港關于仲裁條款與破產程序交匯領域的司法實踐中具有重要意義。夏利士法官的判辭體現了一種平衡且務實的態度，對“真誠仲裁意圖”的評估進一步在Re Guy Lam與Simplicity?&?Vogue?案的基礎上加以細化。法官在判決中強調，法院關注的乃是當事人行為的實質，而非程序性舉措的速度或形式，關鍵在于債務人是否真誠地援引仲裁協議，而非出于拖延目的的訴訟策略。

與此同時，判決亦向債務人發出警示：拖延不作為存在風險。雖證明真誠意圖的門檻不高，但越遲采取行動，法院越可能視其為策略性抗辯。實踐啟示在于，債務人一旦接獲法定要求，應迅速聲明仲裁意圖并主動邀請債權人啟動仲裁，切勿待破產申請提出后方行行動。

本案亦再次確認，存在仲裁條款的情形下，并非一律排除破產程序。法院仍然保有裁量權，需綜合公共政策與爭議的真實性。但倘若債務人抗辯非屬敷衍，且無更廣泛的破產考量，法院通常會遵從仲裁安排，以維護當事人自治并防止破產機制被濫用于催收債務。

在實體法上，本案強調了香港法下“外國違法”抗辯的狹窄適用范圍。僅與內地監管違規“有所重疊”并不足以令合同無效，除非雙方均有明知且故意實施違法行為的意圖。此立場增強了以香港法為準據法的跨境商業交易的確定性。

綜觀全案，徐沛欣案再次證明香港對仲裁友好政策的一貫堅持，同時維護了破產制度的完整性。它為法院如何評估“真誠仲裁意圖”提供了切實可行的指引，即及時回應、連貫溝通，以及明確要求債權人受制于仲裁條款，即足以滿足要求，即便仲裁程序稍后才正式展開。

對債權人而言，本案亦是一種警示：若債務受仲裁條款規制而仍貿然訴諸破產法院，可能將面臨申請被駁回及不利的訴訟費用裁定。此判決兼具邏輯性與商業現實感，進一步鞏固了香港作為兼容仲裁與破產、公平與效率并重的法治司法轄區的國際聲譽。